余治国，经济学者

对于中国庞大的具有一定购买力的人口来说，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简直算不了什么。在我们的新著《欧元必死》（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书中有专节谈到西班牙房地产的规模。大致说来，以我们的购买能力，加上国人近乎精神偏执的移民倾向，西班牙政府只要出台一条极为简单政策——购置西班牙房产给予西班牙国际，该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立刻就会化为乌有。

有趣的是，大量移民机构却大打广告，即在西班牙购房则拥有西班牙绿卡或国籍。当然，西班牙政府没有出台也不会在未来出台这一政策。那些移民机构或公司的广告显然带有欺骗性。西班牙政府为何宁愿承受国家债务危机的结果，也不愿意让中国人或其他国家人来接盘该国房产以度过难关呢？

其实，西班牙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伤痕累累。公元前8世纪起，伊比利亚半岛长期受到罗马人、西哥特人和摩尔人的侵略与统治。尤其是摩尔人的入侵，使西班牙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从公元711年摩尔人入侵开始，西班牙人始终在不屈地从事着反抗运动。直到1492年，西班牙才取得独立。

摩尔人信仰伊斯兰教，西班牙在其统治下受到伊教的极大影响。摩尔人统治者在西班牙强迫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大量西班牙人改信了伊教，这些改信伊教的西班牙人都被称之为摩尔人。西班牙独立后，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同化活动。改宗天主教的摩尔人接受了强制同化，而那些拒绝皈依天主教的摩尔人则被被没收财产驱逐全部驱逐出西班牙。

自以为比古人高明的今人经常唾弃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其实宗教裁判所的设立也是矫枉过正、迫不得已的选择。历史证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设立极有必要。当时很多留在西班牙的摩尔人表面上改宗天主教，私下仍然信仰伊教。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的目的就是为了甄别出这些人。果不其然，到1568年，这些摩尔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在暴乱平息后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西班牙政府采用火刑和屠杀这样的铁血手段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驱逐活动，彻底让西班牙国内的摩尔人消失了。

当时信仰伊教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极为强大，如果西班牙统治者秉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必然不会冒着与土耳其发生大规模冲突的风险来做这样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友邦惊诧论”者早被湮没在西班牙人的唾沫之中。上万年的人类文明史早已向我们证明，力量是国家之间谈判的砝码，利益是国家之间合作的纽带。拙著《世界金融五百年》所描绘的近代经济史反映出来的思想无非就是一句类似的话——利益即纽带，真实即力量，小人物改变不了历史大格局。

清人陈谵然说过：“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009年西北发生的事件以及最近广州发生的事件充分证明，我们的国家大计并未以高瞻远瞩的眼光采取断然的措施防患于未然。广东非洲人的来源原本是中非贸易大发展的产物，但是，随着中非贸易的扩大，非洲进口中国货由原先的贩夫走卒式的小商贩式的贸易变成了规模化的商贸活动，非洲大商人基本没有进入中国采购货物的，他们几乎都在非洲本土。并且这些大商人将来到中国的这些非洲小商人的生意连锅端掉。现在的这些非洲人大多是非法居留在中国国土上，对中非贸易并无多大的促进作用。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与公安系统的报告，很多非洲人在中国从事的是毒品贸易，还有些非洲人以中国为跳板向北美国家移民。遗憾的是，大量非洲人就是以中国为居留的目的地。

众所周知，非洲国家极为落后，各种疾病泛滥异常，尤其是艾滋病的蔓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一些非洲国家，艾滋病感染率超过50%。究其根本，在于非洲人缺乏我们国人所谓的社会伦理与道德感。这与非洲人从未经历过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有关（埃塞俄比亚人是特例，不过他们几乎都是阿拉伯人与黑人的混血儿），他们是直接跳跃到现代文明社会阶段的。而社会伦理与道德感是经过几千年文明演进逐渐形成的社会规范。显然，这是非洲人所匮乏的。这也为夏虫不可冰语做了一个新的注脚。有去过美国非洲裔社区的，一定会理解尼克松当年给非洲人所下的一个评语——hopeless。可是，正如美国已逝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政治正确性妨碍了我们去直面事实——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向竟然成了政治禁区，甚至连DNA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教授因说出那么一两句真话而被炒了鱿鱼失了业。

做人，尤其是决策层，就应该学习任志强——面带猪相，心头嘹亮——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不做。而不能学习陈宝存——该说的不说，不该说乱说，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乱作。抱着维稳的思想——只要在我手上不出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大害而无一益。在房地产泡沫与地方融资平台的治理上亦然。为什么总要像围棋初学者那样等到烧伤眉毛才去不得不去做，结果是头破血流、焦头烂额，而不是像职业九段一样走一步算几十步，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呢？